孕妇死亡事件中不能承受的解读之重

    社会生活的戏剧性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力，随着生活事件一波三折式的敞开，曾基于某种不完整信息图景的种种放大、解读，或纯然出于直觉的道德义愤、权利宣教，将会蓦然成为悬空轻飘之物。这种轻，对事件本身而言就是一种重。一度引起舆论哗然，如今尚未完结的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，便经受着这种不能承受的解读之重。

 

    事件发生之初，舆论与解读便在两个向度上展开。一方面，有人斥责肖志军愚昧无知、懦弱、不愿承担责任；另一方面，有人援引生命权高于知情权，救死扶伤的责任高于法律的或行政的程序，将激愤的矛头对准医院，进而怀疑这种医疗手术签字制度。

 

    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“愚昧无知”的论断为非，后来的报道进一步揭示，肖志军与李丽云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，肖是否具有签字的权利都很可疑，那么集中火力在肖志军个体的解读，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合理性。

 

    至于医院的道义责任，在与肖志军僵持过程中，医院已经尽力劝说，并且愿意欠费治疗，也做好了手术准备。就此而言，这家医院已经在现有制度范围内做了努力，没有全然放弃医者的道义担当，现实一点说，这家医院的作为比有些医院已经强许多，不付钱不手术，冷漠患者生死，这样的事例还少吗？

 

    如果一定要为孕妇之死找到一个明确的责任源头，我们大概可以说，孕妇死于理性。肖志军是理性的，他拒绝签字的选择缘于理性权衡之后的判断；医院也是理性的，基于现有的法律与制度做出了他们的选择。如果医院不履行签字制度和上报制度的程序，这才是非理性，因为他们逾越了制度，也许事后会遭到制度的惩罚—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，却恰恰是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普遍现实。另一个悖论则是，以生命和权利为逻辑前提而制定的刚性制度，在某些时候可能会成为某种异己的力量，走向制度初衷的反面。

 

    比如这次最为人诟病的签字制度。每个国家在手术之前的制度安排都不同，有人拿出国外的例子来证明中国这种制度的不合理。但这种做法，如同“洋人能骑得华尔街的牛，我们就骑不得”一样，容易失去自我反思与评判的坐标。事实上，任何制度都无法完全囊括变化多端、复杂的现实生活，它必须以保证通常情况为主，而应允许有特例和突发。以此而言，在孕妇之死事件中，我们应反思的是，对于制度特例、制度漏洞进行查漏补缺的配套机制。

 

    在进行这些辨析之后，我们可以认为，孕妇之死事件属于一个特例，不完美制度的溢出，理性悖论的一次发作。也许这样一个特例，并不能承受那些基于普遍、有些空泛的必然权利或道德判断的解读之重，孕妇之死事件不应成为道具。

 

    我们有时习惯于将偶然纳入必然、将特例纳入常态的逻辑链条，是否因为不如此便无法理解、便无法让生活在所有可理解中继续和展开？这里，我们有必要想起马克思的话，如果没有偶然性或特例，那么历史和生活将是神秘不可测的。（本报评论员刘敏）